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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法律思维都不是如此，更不是一贯如此，而总是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并且越来越趋向实质法治。

重新回到规则与习惯之间的区别，很容易看到，习惯虽然也有好有坏，但我们一般不讨论某种习惯是不是正当的。但即使我们认为法律应该被遵守的主张是法律的一种重要特征，我们也没有作出任何价值判断。

但对于规则或法律，我们却可以评论正当与否，也就是说，我们采取了规范性的视角。换言之，为了清楚地揭示法律的内在结构和根本特征，我们需要持有怎样的立场和态度。学术思想史对方法的关注很大程度上会带来范式的转变和革命，而且每当人类思想开始陷入困顿和停滞不前时，方法往往会成为思想革命的先导{2}。严格说来，这是关于法律理论家在描述法律的过程中应该持有何种立场的问题，如果是外在的观察者立场，那么理论家对法律的描述就可以是价值无涉的，而站在参与者的角度来看，理论家就一定会作出评价性判断。(一)接受法律的内在观点 在这种从寻求定义到追问日常语言用法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问题视角脱颖而出，这涉及人们应该如何认识实际生活中的法律现象。

而外在观点则是一种完全不接受规则的极端立场，霍姆斯的坏人视角就是一种典型的外在观点。正像法律理论家对权利、义务和责任不同关系的划分一样，法官在实践中也需要首先处理如何判断某个案件属于民事还是行政、属于侵权问题还是违约问题等工作。这一节会展示其中的理由。

这个看似言之凿凿的概念在经验世界中其实没有确定的指涉，它只是美国最高法院为保护言论自由、限制名誉权和隐私权而创设的一个能指。而且，如果我告诫甲，乙一向花心，这就是保护了甲，尽管在特定意义上，我也伤害了乙。人们关心的其实并非文究竟出生在哪年，而是他是否改过年龄，重要的其实是为何改？ 入狱是由问题大一点，因为这有对文极不利的强烈道德意味。[39]李辉说自己了解文长达25年，本能上一直反感和排斥文，却从没有公开写到［文怀沙］，只是在［李辉］自己所能影响的范围里，［……］尽量不让媒体朋友报道［文］。

在这些交易中，文操作利用了这些不实信息获利了，而社会公众，主要一些媒体的受众，受损了。如果上述分析成立，我们就可以理解，尽管许多人都喜欢打探别人隐私，不光是名人的，而且有周边普通人的，一旦公众发现隐私被曝光者本人并无过错或没太大过错，且与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冲突（似乎某种每个人都厌恶但抽象看来却未必恶劣的癖好），人们一般还能宽容，只要风声一过，他或她就可能复出。

在传统中国，普通人都生活在农耕社区，某些私密信息因此很难私密（隔墙有耳），但由于人员流动有限，信息交流的技术条件受限，许多事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符合人性的应予以足够理解，却未必就得尊重甚至追捧。这些实践都是公众人物进路无法解说的。如果文第一次选择虚假是机会主义的，那这一次选择回归真实就同样可能机会主义。

哪怕获得的信息暂时无用，也可以储备起来，有备无患。有谁能把文主编的据说1.4亿的《四部文明》读完，并给出令人信服的评价？即使《四部文明》价值很高，该归功于文这位挂名主编的又能有多少呢？文本人的字画也有同样的价值评估问题。人作为社会动物，都会同他人交流。若无足够市场价值，真相对媒体来说几乎没有意义。

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考量，对已有信息的这类有限利用，不能视为侵犯公民的隐私。鉴于法律的实践特点，还必须考虑，诸如隐私或私密信息这类概念的模糊性以及相关的一般原则带来的操作问题。

文1981年退休（后转为离休），不涉及就业或晋升或婚姻。艳照门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28] 这个分类隐含的是，不同人的个人私密信息的社会意义有不同。但这种说服力究竟是什么？其边界何在？今天或在此案中是否还能用？值得考察。最诚实的，也只会纠正那种可能令对方受伤的重大误解。广大受众也不会因她/他们的隐私曝光而怀疑公益广告，降低了对公益广告的信任。这一思路将分析的关注点从人转向相关信息的社会利害。所谓自愿的公众人物同样有定义问题，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

我们也许可以将她们的市场价值归结为她们的清纯漂亮，但并非所有的清纯漂亮的人，都可能获得她们获得的那个市场。因为世界各国法律都不曾允诺保护个体的一切私密个人信息。

一位公众人物或影星的婚姻、恋爱、约会本身。[34] 也根据这个原则，还可以看出，广大受众对艳照门的反应其实隐含了足够理性。

因为她/他们之前通常并未从公益广告中获取经济利益，先前的公益广告更多是从她/他们的形象中获益。若以隐私权为由阻止李辉曝光，这就妨碍了信息自由流动，限制了受众或消费者的选择。

[32]〔美〕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保护隐私有社会收益，曝光隐私同样有社会的收益。在考虑这些因素之际，还应或可以考虑侵犯隐私对受侵犯人的后果。回想之前一些媒体曝光隐私的事件，2006年8月《东方早报》爆料王菲女儿豁唇[17]，2003年10月我国台湾地区《东周刊》封面曝光香港某著名女影星被掳裸照[18]，都不是假相，不少民众还曾以抢购表达了他们欢迎这些真实信息，却仍有很多人，包括某些抢购这些信息的人，对媒体曝光这些真相表示了反感。

甚至，更多艳照上传还可能引发部分市民对相关报道或传媒的厌恶、反感或担心。[49]而在美国一些重要司法判决中，隐藏分歧保持判决意见一致也是法官认为合理、必要并接受的重要考量之一。

也并非意外，孔子也曾特别告诫，君子老了，最重要的就是别太贪（戒之在得），同前注[40]，第176页。[42]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同前注[40]，杨伯峻书，第139页。

在更大意义上，本文只是运用信息经济学对至少是中国社会广大民众，不仅是今天的，而其实古代的，对隐私问题不自觉的行为方式、态度和情感的一种分析和整理。[4] 但文的一位辩护者却透露：文怀沙的儿子打算状告李辉和刊载质疑文章的《北京晚报》，索赔金额为1个亿，因为李辉的质疑严重破坏了文老的国际声誉，严重影响到文老的经济利益（引者添加的着重号）。

相比之下，女明星固然以其清纯形象吸引了观众，支持并保证其影视音像产品有良好销路。或可以作为商品同需要者交换，换取自己需要的其他收益。问题至少部分在于恭维他的那些个人或媒体。权衡之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许是更好的应对。

总统、参议员、政府部长、州长这类选举产生的公众人物是确定政治性的，但其他非选举产生的官员或卸任多年的前官员就很难说了。[9]尽管最后未被采纳，但当年《侵权法》的建议稿采纳的也是这一思路。

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人的交流会无意甚或有意传递一些不准确、不完整甚至是错误的个人私密信息。他应拒绝该称号，但为什么。

但在这个种种荣誉称号和头衔普遍贬值的时代，这也不算太大的问题。乍看也看不出有什么具体利益相关。